第二天早上,她站在玄关换鞋。
平时出外勤,她穿那双黑色的低跟皮鞋,走路没有声音。那天她从鞋柜里拿出来的,是一双高跟鞋。
制服裙,肉色丝袜,高跟鞋。
她对着镜子别法徽。
“今天外出?”我问。
“嗯。收一笔执行款。”
她说得很平常,像在说今天要去银行。
“我跟你一起去。”
“申请人不能到场。”她说,“和解协议里写着,被执行人当面交付承办人。你去了,他可以说你干扰执行,当场反悔。”
“那让小刘跟着。”
“我会安排。”
她拎起公文包,拉开门。
“清禾。”
她停下来,没回头。
“就这一次。”我说,“以后让他打到法院账户上。”
她站在门口,过了两秒。
“你去上班吧。”她说。
门关上了。
我站在玄关,听着她的高跟鞋在楼道里一级一级地下去,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
那天下午三点十二分,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没人接。
三点二十,又打了一个。
还是没人接。
三点四十一分,她回了一条消息。
“在忙。”
两个字。
我盯着那两个字,在办公室里坐到天黑。
……
她那天晚上九点多才到家。
我听见门响,从书房出来。她已经换好了鞋。
不是早上那双高跟鞋。是那双黑色的低跟皮鞋,平时放在她办公室柜子里备用的那双。
“鞋怎么换了?”
“走路多,脚疼。”她说。
她没看我,低着头解外套的扣子。
她抬手去摘法徽,摘下来,放进托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