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六上午九点多,我去车站接林晚。
她那趟高铁九点五十到。
我在停车场等了二十来分钟,站在出站口那根柱子边上,看见她拖着箱子从人堆里出来的时候,抬手跟她招了一下。
她瘦了一点,嗓子还是哑的。
她走过来第一句话是问我:车停哪儿。
“你嗓子怎么了。”
我说。
“讲多了。”
她说,“最后一场我讲了两个半钟头,底下人问了四十多分钟。”
上车她把副驾的座往后放了半寸,安全带拉上,把箱子放在后座。
“这一趟四场。”
她说,“头两场在一个城市,后两场分两个城市。
最后一场讲完,主办的人请我吃饭,我没去,我赶车去了。”
“怎么不去?”
“我坐不住。”
她说,“我在台上站着,底下几十个人看着我,我一天下来,回到房间就想躺平,谁跟我说话我都烦。”
她在车里把那四个城市说了一遍,说得很平,一条一条往下排;说到最后一站的时候她抿着嘴笑了一下。
“有个人当场问我,你们公司这两年裁过人没有。”
她说,“我第一场被问的时候,脸是热的。
最后一场我答得挺顺。”
“那你当时怎么说的?”
“我说这个问题我不能代表公司回答。”
她说,“我说完他就不问了。
他其实不是要答案,他是要看我紧不紧张。”
“你紧张了吗?”
“第一场紧张。”
她说,“第一场我站在台上,底下几十个人,我讲到第二十分钟的时候,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哑的,还有一点抖。
我就停了两秒,喝口水,接着讲。”
“停两秒不耽误?”
“不耽误。”
她说,“底下人以为我在理思路。”
她把窗户开了半条缝,风一进来,林晚脖子上那点味道就散了——她换了洗发水。
“这一趟我瘦了三斤。”
她说,“我回来在洗手间称了一下。
我那头一件工作服松了一格。”
“你自己找的。”
我说。
“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她说,“我今天在车上想了两个钟头,想的是同一件事——我干这一摊干得下来。
干得下来我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