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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定神扫了眼稿子，按下面前的发言灯。

主席抬掌，“请科特阿波斯托代表发言。”

安静的圆形会场内，无数双眼睛盯着她，期待她作为法国的前殖民地、北大代表团的一席，如何精彩反驳。

他们期待着一场声嘶力竭的控诉，或是火光四射的批判。

然而沈杭环顾四下，轻而缓地，用最平和的语气开口，“感谢主席和各位代表，在正式发言之前，我想请各位与我一起做一个思想实验。”

“请你想象一个母亲，她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刚果河流域，每天早晨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用树叶编一只篮子，去森林里采摘木薯和野果。”

“她的丈夫被征去割橡胶，之后再也没回来；大儿子被一个名叫公共卫生队的组织带走，名义上说是劳动教育，实际上被押入雨林深处，每天跪在地上割树皮，手上全是破裂的血口子。”

“他必须日夜匪懈的干活，因为如果割出的橡胶不够，就会被处以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截肢’的惩罚。”

她的声线轻微颤了下，“或许我们更通俗地说，这种惩罚也叫砍手。

砍的是右手。”

“因为右手是割橡胶的手，如果你不能劳动，你就不配拥有一只可以劳动的手。

这就是法比分治下的科特阿波斯托的管理逻辑。”

会场的空气一点点凝固起来，法国代表蹙了蹙眉，神色不复之前的从容。

“我们继续说那位母亲。

她的小儿子只有四岁，四岁的孩子当然不会割橡胶，所以他的右手‘幸存’了下来。

但是有一天，他在村子里追蜥蜴时，不小心跑到了殖民公司的仓库附近。

当地的管理员觉得他‘着了魔’，会带来厄运，所以将他钉在了木桩上，让他在烈日下慢慢死去。”

“最后那位母亲变成了什么？没有任何记载。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份档案记录她的名字，没有任何一幅画像记录她的面容，也没有任何一座坟墓标记她的归宿。

她存在的所有证据，就是一串被统计学家写在报告里的、冷冰冰的数字——法比分治时期的人口损失约在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之间。”

沈杭停了下来。

她没再看发言稿，也没有看法国的方向，而是朝着空旷的会场正中央，目光落点似乎是那团剑拔弩张的空气。

“我知道有些代表可能会说：我是来代表国家谈判政策，并非来听故事的。

有些代表可能会觉得，情感修辞在辩论中是低级手段，能够靠逻辑、法律、技术说服别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说着，她扬起手中的稿子，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手写笔记，“原来我准备的发言稿也不是这样，上面写着具体而详细的赔偿金额量化模型，国际法的判例援引，甚至是基金治理结构的技术方案。”

“可是今天下午，当我坐在这里，听着各位代表用这些极其专业、学术的东西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感觉我们似乎在讨论一件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就像考古学家讨论古罗马的奴隶制度，远得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责任心，就事论事地剖解它，然后获得给养当下的理论。”

“但殖民历史不是单纯的考古学科，它是一具还未凉透的身体，带着血淋淋的印记，是仅仅在两百年前发生的一切——压迫、虐待、死亡，在如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身上依旧重演。”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现在的科特阿波斯托，雨林和草原被破坏严重，地下矿藏被挖掘一空，本地人为了适宜生存的土地和水源大打出手，族群间矛盾不断，甚至到现在为止，国家政权没能真正统一，地方武装遍布全国。

据联合国统计，2015年科特阿波斯托有百分之七十的民众处于贫困状态，其中百分之二十六重度贫困。

这一切的一切，似乎表面上是科特阿波斯托自己的问题——可是谁留下的一笔坏账，又是谁扼杀了它的希望？”

沈杭看向法国代表，声音已有些发涩，“所以我想回答法国代表，‘公正’对于科特阿波斯托，对于所有遭遇过殖民统治的国家而言，绝不是一句法律术语、决议定义，或者是判例文书上轻飘飘的几行字——它应当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够拥有同样对明天的期待。”

片刻，她垂下手，将那份稿纸压平，轻轻地放在桌面中央，“过往已成历史，无法再被改写。

可是，既然那些断掉的手当然没法再接回去，但能否握住我们的另一只手，平等地、手心对手心地、不带任何施舍和怜悯地握在一起。”

“这，才叫公正。”

作者有话说：

*ps：“科特阿波斯托”

为本文结合部分非洲国家虚构的背景国家。

第22章22邱淮转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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