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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扎根中华大地的中国创造（第1页）

第二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扎根中华大地的中国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出来的，是扎根中华大地的中国创造。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有历史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或酝酿变革。中华民族能够创造独特的现代文明，既与民族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不可分割，也与基本国情和实践的需要密切相连。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华疆域与中华民族为基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在中华大地本土上创造的文明，也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文明。然而，中华大地上的现代中国疆域与中华民族不仅是五千多年来文明区域与规模的稳定性扩展所造就的，更是100多年近代史中华民族筚路蓝缕、历经千辛万苦奋斗而来的成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苦苦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最终，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儿女革命到底、奋斗到底，使中华民族重新挺立于中华大地，使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广阔的国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夏商周时期“中国”概念的形成，到秦汉建立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再经数十个朝代的更迭，到近代前夕，清朝的疆域面积已经突破1300万平方千米。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对中国的瓜分，使中国失去了很多领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在法理上和事实上做到了对约960万平方千米陆地面积的实际控制。70多年来，党和国家对国土的坚强捍卫，为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繁荣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出了推进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

中华民族的形成既是五千多年来民族多元一体演进的自然结果，也是近代以来民族振兴、民族复兴的历史产物。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实体”向“自为实体”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外族侵略使整个民族陷入生死存亡之际，是各族人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以“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10多年来，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共同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了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既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熔铸为条件，也在客观上加快并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熔铸，彰显了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强大动力。

中华疆域的承继与中华民族的再熔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前提。正如文扬教授所言，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从领土面积上看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是如果只从居民和当前人口规模上看，“中国实际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人民还是疆域，都是从分布地域广阔、数量众多的早期古国或邦国不断融合、聚集、扩大而来的。五千年前的每一个早期文化遗址，都保留在今天的国土范围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的人口规模超过了所有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人口总和，就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为底蕴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理解这一点，既要历史地看到中华文明在时间上的源远流长，也要现实地看到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在实践上的深远影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历史深处扎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而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优秀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色与生命力。

中华疆域的长期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华文明实体尤其是国家政治实体与政治制度演进发展的结果，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华民族在治乱循环中依然能够传承文明、维系文明的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从夏商周以来，中原政权的建立为文明提供了坚实的载体，并使中原文化从中心向四周辐射、蔓延和扩散，从而不断打破“华夷之辨”，加强了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交流，并将周围的民族不断纳入中华文明圈。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使夏商周时期的“天下”成为可见的现实。秦始皇在军事统一六国后，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规范等方面的统一，为绵延数千年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无论是汉民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成为中央政权，都在大方向上推进了大一统制度及观念的成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进入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强有力的统治，是中华古老文明不仅在思想上追求“大一统”，也能够在实践中贯彻“大一统”的决定性因素。与之相比，其他古老文明往往在外族的侵略或内部的冲突中覆灭了。

“大一统”在文化方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与价值归依，是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重要因素。纵使中国在历史上贯穿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矛盾运动，但无论国家因为何种原因、出现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华民族始终不忘国家统一。追求统一、守疆固土既是每个政权的正统，也是历史长河中各代英雄先烈们为之舍生忘死的正道。回溯历史，汉唐时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儿女的骄傲，是因为这两个时期强有力地做到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两宋王朝尤其是南宋之所以被后人鄙夷，是因为这个时期朝廷羸弱、国家丧志苟安；晚清王朝之所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因为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放任西方列强瓜分中华大地，致使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就是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斗，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文明实体层面上重塑了“大一统”，而且在文化层面上将曾经兼有思想固化意义的“大一统”转化为现代的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转化为文化政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朝着多元一体的方向稳步迈进。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创造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奋斗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守正创新。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促使他对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与各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矛盾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因而他越来越强调：切不可将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当作一般历史哲学那样简单套用；东方国家的解放和发展必须从其自身实际出发。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也间接提醒后人：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非走西方的道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正是着眼中国实际，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克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创造，这是历史条件制约下的客观必然。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探索，本身是在西强中弱、中国全方位落后挨打这样的艰难起点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所面对的也是内部一穷二白、外部敌视封锁的重重困境。中国式现代化注定了要走上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曲折探索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推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条件下，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的工业体系、工业生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初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创造，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的客观必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浪潮，深度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去。这个时期，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和冲突尤其激烈，中国社会进入全方位的转型期，这种转型的快速性、剧烈性和规模性都远非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可以比拟。在经济方面，是两次工业革命任务的叠加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索发展；在社会方面，是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双重变革；在文化方面，是教育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转型的交织交融；在科技方面，是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仍然遭遇西方各方面的“卡脖子”；在生态方面，中国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生态破坏等挑战……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矛盾聚集在一个时空密集地爆发出来，这便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直接、最迫切的实际。中国正是着眼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成熟与优化，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结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灿烂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