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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大宋仁宗时代（第3页）

这篇奏疏一上，立刻引起了朝野间的震惊。宰相文彦博也责怪他为何不事先与他商量。范镇却告诉他，此奏疏一上，他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所以没有决定和执政商量，因为就算和执政商量了，也有可能得不到结果，那这样不就会半途而废了么？看来，此番范镇已经做好了各种悲剧收场的决心。

而此事也被当时身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知道了，他便写信鼓励范镇要义无反顾，拼死力争。可是，仁宗就是没有表态，宰相们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和主张。大家对于此事就像约好一起遗忘一样。在这不久，朝廷就升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但他坚决推辞了。又三次面见仁宗，言辞愈发恳切。仁宗也被他感动了，流着泪告诉他让他在等两三年。至于确切的答案，仁宗是始终没有说出口。

在此期间，他为了这件事前后共上了十九道奏章，在家足足等待了一百多天。头发胡子也都全白了。最后朝廷只好解除了他的官职，但即使是这样，只要一有机会还是会像仁宗说起此事，后来在司马光、韩琦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仁宗是立下赵曙为皇太子。也算是了结了范镇的苦心了！

英宗继位后，范镇升任翰林学士。中书省建议追尊濮王（英宗生文）为皇帝，当时朝廷有不同意见。范镇任职太堂寺，率领部下上疏反对追尊濮王，改任侍读学士。第二年，又出知陈州。神宗即位后，范镇又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当时，王安石正进行变法改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范镇便以户部侍郎的官职致仕退休。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

哲宗即位后，韩维上书皇帝起用范镇，于是拜范镇为端明殿学士，起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又想让范镇任门下侍郎，因固辞得免，改提举崇福宫。不久，又以银青光禄大夫再次致仕，封蜀郡公。元丰四年，范镇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赠谥忠文。

范镇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后来，司马光为范镇作传；司马光死后，范镇为司马光作墓志铭。史书记载范镇清白坦**，待人以诚，恭俭慎默，从不褒贬评论他人。遇到重大问题时镇静从容，态度柔和而语气庄严，既使在皇帝面前也能坚持己见。

7．不徇私情的曹皇后

宋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是枢密使曹彬的孙女。史称曹彬是“宋朝良将第一”。而其子孙也都是文臣武将。曹皇后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诗书礼乐、历史典籍都颇为精通。18岁便当上了“母仪天下”的皇后。曹皇后性格仁慈恭检，重视农事，甚至在宫中亲自种植谷子和养蚕桑。

这期间任宗的张贵妃因为恃宠而骄，想借皇后的冠盖出游，便把这事跟任宗说了，任宗让她自己去借。令她意外的是，曹皇后很爽快的就借给她了，丝毫没有舍不得的样子。张贵妃也非常的高兴，回来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仁宗。任宗告诫她说：“国家礼仪法度，自有上下顺序，你即使戴着出去，别人还是不会把你当作是皇后的。”听完任宗的这番话，张贵妃这才作罢，再也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嘉佑八年三月的一个夜里，仁宗突然去世了。曹皇后处乱不惊，把所有的钥匙收好，并制止了内侍出宫报丧，又把半年前刚立为太子赵曙召入宫中。并派人悄悄通知宰相韩琦等人入宫。黎明时分，韩琦等人赶到时，立即奉赵曙即位，是为英宗。尊曹皇后为皇太后！

可是英宗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于是曹太后便垂帘听政。大臣们每天的奏事有疑问而最终没有下定论的，曹太后也不妄加决断，总是说“公辈更议之”。从不会自作聪明，随意拍板妄下决论。由于涉猎经史，经常引之用来决断事务。加之本身睿智机敏，每天朝廷内外几十封奏章，她也总能记得个大概。处理事情来头头是道，效率颇高。半年以后，英宗的身体渐渐痊愈。曹太后就即刻撤帘还政。她垂帘听政长达一年之久，而且大权在握。却对娘家亲属和身边的左右侍从特别严格，一点照顾都不给。更是下令不准曹家人随意进出宫。面对她的良苦用心，曹家人也颇为争气，个个奉公守法，为其他人做了好榜样。

曹皇后有一胞弟长期担任地方官，政治声誉特别好。英宗于是就根据众多大臣的意见，于是就决定下诏提升他。但是，曹皇后却将诏书锁了起来，不让下发。英宗苦苦恳请，说提升他根本就不是出于私情，而是考虑到了国家的功利。听到这，曹皇后才勉强答应。

外戚干预政权就像是后宫之中的混乱一样，是每个朝代的不治之症。至于症状的发病时间也大都在皇帝年幼而太后或者皇后身怀权谋术数和政治野心之际，只要一发病，就会酿成祸国殃民甚至是倾覆一朝的恶果，当然也不单单只有这一个结果，更多的是外戚直接夺取政权，结果上演家破人亡的惨剧。曹皇后熟读经史，知道吸取前人教训，所以，对于外戚她大都是严格相对，防微杜渐。也正是因为她如此的做法，曹氏满门忠君爱国，名垂青史的不在少数！

神宗即位以后，曹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王安石当政时，发动了熙宁变法。作为太皇太后，她曾力劝神宗说祖宗法度是不宜轻易改动的。后来又对神宗说，民间疾苦，应该废除青苗、助役之法。王安石是有才学，但是怨恨他的人也非常的多，如果神宗你想爱惜保全他，不如暂时让他出朝为官。只是此时神宗依然相信王安石，也就没有听从曹太后的！

神宗即位之时，正是二十来岁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决定收复燕蓟，和大臣们商议以后，就到太皇太后那里听她的意见。曹太后于是就问：“国用充足么？武器士兵精良么？”神宗便信誓旦旦的告诉太后说他什么都准备好了！看见神宗这样，曹太后语重心长的告诫他说：“此事非同小可，是吉是凶都是很难预料的，如果能够得到燕蓟，不过是南面受贺而已，可是万一失败，就可能会生灵涂炭。这件事情是马虎不得的。如果很容易就取得了，那太祖、太宗早就把它收复了，怎么还能让它留到今天？”

苏轼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体察到了新法推行中的流弊，但是又无处诉说。于是就写了一些讽喻诗，希望能感悟神宗。可是后来李定等人摘录了苏轼的诗句，弹劾他诽谤皇上。苏轼祸从天降，锒铛入狱。朝中大臣也只有张方平、范镇、王安石向皇帝求情，其余人都不敢说话。而李定等人并没有就此罢休，又借此机会株连张方平、范镇、曾巩、苏辙等名流数十人，企图大兴文字狱，一网将异己打尽。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乌台诗案”。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必死无疑的。曹太后在病重之时听说了这件事，于是就对神宗说，当初仁宗以科举的苏轼兄弟的时候，十分的大喜，为天下的子民找寻到了两名宰相。现在苏轼下狱，恐怕多半是仇人陷害的吧！从诗词里面找出来的错，又能有多大呢？我现在是快不行了，不希望看到因为冤案而伤到了和气！不管怎么样，你都应该好好调查此事！曹太后说完，神宗就哭着答应了，苏轼也因此得以免罪！

不久，曹太后驾崩，葬于永昭陵。

曹太后在皇宫中45年如一日的恪守“母仪”清规，且辅佐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高风亮节。她得到了“慈圣光献”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

8．铁面无私“包龙图”

包拯（包公），字希仁，效忠宗室，判案公正严明，铁面无私下，仍有一颗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法理之外尚有人情，且不畏强权，深知民间疾苦，断案如神，明如镜，清如水，直比青天，固有“包青天“的美誉。

早在北宋时期，包拯就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臣，包公的故事开始在民间流传。为官清廉、言行一致、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人心，特别是他嫉恶如仇、执法无私、为民请命的精神，千百年来更获得无数民众的好感和钦佩，成为专制社会　受到老百姓敬仰、崇拜的少数几个大清官之一。包公的故事，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等，加进了各种神怪和奇案的元素，在民间流传越来越广，历上千年而不衰，包公也因此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奇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受人民喜爱。

包拯在开封只干了一年三个月，没有判过太精彩的典型案例，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正相反，当时府里供职的吏人，都想找他的麻烦。《却扫编》说，包拯刚上任，府吏们就想整他，每个人都抱着一大沓新旧相杂的文书向他”汇报“，其实是想把他脑子搞乱，大主意就可以由吏人们拿了--揽权嘛。包拯心里明白，命人把府门关上，听他们挨个儿神侃，凭着他的为官经验，找这些马仔点破绽何难？一天下来，被老包”峻责“了几十个猾吏，剩下的全都老实了，此后府里的办事效率成倍提高，”吏莫敢弄以事“。

由此可见，包公在开封府的功劳不在于亲自审理案件，他做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整肃吏治，二是打击豪强--老包当开封府尹，最难受的是那些平日横行霸道的宗室、外戚、达官显贵及其子弟。《宋史·包拯传》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这比他亲自审案，收效不知要大多少倍。此后他又当过三司使（经济部门最高长官），六十四岁时，因突发心脑血管病，死在枢密副使任上。

从包拯传可以看出，人们称他”包待制“，从他当开封府尹时就开始了。《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收录了元朝人写的十一出包公戏，都称之为”包龙图“或”包待制“，这么称呼他对不对呢？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还得从宋朝的学士官说起。宋朝帝王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尽量完整地保留历史档案。怎么保存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专门机构，派专人整理这些材料。第一个这样的专门机构叫龙图阁，阁里收藏了太宗赵光义一朝的御书、御制文集、书画、珍宝，群臣赓和、奏章，宗正寺所进宗室属籍、世谱等等。

往龙图阁里派官始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当时只设了”龙图阁待制“一职，由大学者杜镐、戚纶担任。几年后，戚纶调去修纂《册府元龟》，杜镐则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杜镐再次升为”龙图阁学士“。其实这七八年里，杜镐的工作性质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名义上提了两个档次。这么一说就清楚了：在龙图阁里，学士是最高级职称，直学士次之，待制又次之。

李攸《宋朝事实》载，当时“龙图阁学士一员，龙图阁直学士七员，龙图阁待制三员，直龙图阁五员”。朝廷授予阁学士头衔，但无须到阁里上班，官员们可以带上这顶帽子去当知州，当转运使，当在朝的官。于是仁宗朝便出现了不少外任阁学士。

举例来看，《宋史·李柬之传》说：“拜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荆南、河阳、澶州。”意思是李柬之戴着“天章阁待制”这顶光环到河北去当转运使。不久朝廷调他到荆南府（湖北江陵）当知府，于是升两级，给了个“龙图阁直学士”。不论是天章阁待制还是龙图阁直学士，李柬之都无须到阁中供职。

这里的“天章阁”是怎么回事？真宗本想再建一座天章阁收藏太祖一朝文献资料，谁想不久就病逝了。仁宗即位，干脆把天章阁改成了收藏真宗一朝文献资料的阁楼。天章阁的运行模式完全按照龙图阁：有在阁里上班的，也有只授头衔放外任的。最先设的仍是天章阁待制，天圣八年（1030年）开始授职，初置两员，往后视“需求”而定，没定编了。庆历七年（1047年），又置天章阁直学士，同日置天章阁学士，都没有定员。

现在再来说包大人：《包拯传》载，他最初被授予天章阁待制是在皇祐二年（1050年）他五十二岁担任知谏院的时候。这个待制光环戴到皇祐四年（1052年）出任河北都转运使为止，此后知瀛州、庐州、池州、江宁府、开封府，都是以“龙图阁直学士”赴任的。这就有问题了：既然包拯当开封府尹时已经是“龙图阁直学士”，汴京童稚妇女为什么还称他为“包待制”呢？其实这本是出于谐音：谁不听话，等（待）着老包来治（制）你！元杂剧称包拯为“包龙图”和“包待制”对还是不对，现在就比较清楚了：包拯的确当过“待制”，但那是知开封府之前的事，而且是“天章阁待制”而不是“龙图阁待制”，包拯从来就没当过“龙图阁待制”。

当开封知府的时候是“龙图阁直学士”，虽然“龙图”二字不能算错，但称他为“龙图阁待制”就错了，看来元朝人是把老包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混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