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个”朋友送的”,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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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持续到下午五点多。
中间休息了一次。
演员们七歪八扭地坐在地上。
有人喝水,有人抽烟,有人拿扇子扇风,有人脱了练功鞋光脚踩在地毯上。
地毯被踩了一下午,表面浮着一层灰,光脚踩上去的脚印清晰可见。
坐姿各式各样,有的人盘腿,有的人靠着墙,有的人直接躺平了。
母亲没休息。她走到排练厅后面的办公室,一个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小间,六七平米的样子。里面一张旧桌子,一把藤椅,一个铁皮柜。桌上堆着文件、剧本、一个搪瓷缸子。搪瓷缸子上的漆掉了一大半,”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只剩”人民”还看得清,后面两个字的白漆全掉了。缸子里泡着茶,茶叶已经泡乏了,颜色很淡。
她坐在藤椅上,翻着一沓材料。藤椅吱呀响了一声,椅面的藤条被压得微微下陷,边缘有几根断了的藤条翘起来。她侧过头,看到我了。
“站着干嘛?进来坐。”
我走进去。
在屋子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下,一把白色塑料凳,四条腿,硬邦邦的,坐久了硌屁股。
桌角放着一面小圆镜子,巴掌那么大,塑料边框,有点旧。
镜子旁边是一把小梳子,梳齿里缠着几根头发。
镜子前面搁了一支口红,盖子是歪的,忘了拧紧。
我装作没看到。
“剧团怎么样?”我问。
她放下材料,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她也没在意,咕咚喝了一大口。
“还行。比想象中顺。”
“忙吗?”
她想了想,好像在认真评估。不是随便回答的那种想。
“白天排练,晚上还要弄剧本。评剧学校的事也在跑。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
她说这些的时候没有抱怨的语气。甚至带着一点满足感,好像越忙越高兴。
“那你,”我顿了顿,”觉得值得吗?”
她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笑了一下。
“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姥爷似的。”
她没有直接回答。但那个笑——我觉得已经回答了。她低头继续看材料,翻了一页。纸张哗啦响了一声。
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两步。
窗户外面是一排白杨树,夏天的叶子正绿得发亮,风一吹哗哗响。
排练厅里又响起了二胡的声音。
这回拉得连贯了一些,虽然还是有点跑调,但比刚才好了。
有人在跟着二胡哼唱。
我转过身的时候,又看到那面小镜子。镜子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盒子。
深蓝色的绒面,大概一个打火机那么大。盖子半开着。里面是空的。
装耳钉的盒子。
我没有碰它。
只是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