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她坐下来的声音,沙发弹簧沉了一下。
然后姥姥和她说起了别的事。
声音隔着墙传过来,含含糊糊的,听不清说的什么。
电视的声音也在响,换了一个频道——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从客厅传过来,熟悉的旋律,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响起的。
我站在厨房门口。水池里还有一只碗没洗,泡在水里,水面漂着几滴油花。我伸手把那只碗洗了。冲干净。放进沥水架。
手上的水没擦干。我站在那儿,湿着手,看着手掌上慢慢干掉的纹路。掌心朝上,五根手指微微张开。水分的边界在皮肤上慢慢缩小,从整个手掌缩到掌心的位置,缩成一团,最后蒸发干净。我把手翻过来手背朝上,也干了。刚才她说”别瞎琢磨”的时候,语气没有变化。但正因为没有变化,才让我觉得不对。
一个被问”你自己买的”的人,如果不是自己买的,应该会解释什么吧?至少会说”不是””一个朋友送的”,像上次李霞问的时候她说的那样。但这次她没有。她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好看吗”,用另一个问题挡住了这一个。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太多了。可能是。
但那张小票上的数字。我还记得。两百八十元。2001年5月20日。下午三点四十七分。
我记得。
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房间。
躺下来。
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和前几天一样。
我伸手摸到床头的空水杯。
端起来,没有水,又放下了。
杯底碰到木质床头柜,发出一声短促的钝响,咚。
那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弹了一下就消失了,然后沉默重新合拢。
在黑暗里,我盯着天花板。
那里有一条细长的裂纹,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
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
可能早就有了。
但今天晚上。
它突然变得特别清楚。
像一条地图上的线,从一个点出发,延伸到你看不到的地方。
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响,呼,吸,像涨潮退潮。
在黑暗里,我又想起那个小票上的字迹。收银机的打印字,蓝色的油墨,有些地方被手汗浸得模糊了。但”银质耳钉”四个字还很清楚。”平海百货大楼”几个字也很清楚。百货大楼,在县城中心,离剧团不算远。三楼是金银首饰柜台。我去过那里,陪同学买过东西。柜台很长,玻璃擦得很亮,灯光照在首饰上面,闪闪发亮。营业员穿着深蓝色的制服,站在柜台后面。我试着想象母亲站在那个柜台前,弯下腰,隔着玻璃看里面的耳钉。但我想象不出来。我不知道她是一个人去的,还是有人陪她去的。我不知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犹豫。我不知道她是自己选的,还是别人帮她选的。
我翻了个身。
枕头有点热,翻过来,凉的那一面贴着脖子。
但翻过来之后凉的那一面也开始变热了。
我闭上眼。
那张小票在黑暗里浮起来,叠痕的位置,字迹的排列,数字的大小写,全都清清楚楚的。
从那天开始。我开始注意很多东西。母亲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她穿什么衣服出门,和回来时是不是同一套。她接电话的时候,走到哪个角落。她说”剧团有事”的频率。她包里有没有新的东西,一张名片,一支笔,一包纸巾,以前她包里没有的东西。我开始留意她放在鞋柜上的钥匙串,多了一把银色的钥匙,我不认识是哪扇门的。我开始留意她手机充电的频率,以前两天充一次,现在每天都要充。我开始留意她换下来的衣服,有没有陌生的气味,有没有不属于家里的线头或毛发。我把这些全都记住了,记在脑子里。没有写在任何地方。但我知道——这些东西以后可能会用上。就像一个还没发生的案件。我提前在收集证据。
有一天下午,我在母亲的梳妆台上看到了一张名片。
白色的,简单,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行电话。
名字是三个字。
我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