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的。
凉意顺着指腹渗进去。
我把杯子推远了一点。
站起来。
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放在桌上,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已经开始暗了。
路灯亮起来了,橘黄色的光,从头顶洒下来。
我站在人行道上。
街上人不多,一个卖烤红薯的三轮车停在路边,炉子里的火光照亮了他半张脸。
空气里有烤红薯的焦甜味,混着傍晚的凉气,闻起来暖烘烘的。
我走过去。
“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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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揭开炉盖,铁钩子伸进去,夹出一个红薯,用报纸裹了递给我。
烫。
我两只手倒了好几下才拿稳。
剥开皮,白气从破口冒出来,甜味在冷空气里扩散。
我咬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但我继续吃。
站在路灯下。吃一个烤红薯。这就是我知道那些事后做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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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直接回家。
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转了几圈。不知道往哪去。
路过剧团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大楼的窗户里亮着灯,有人在排练。唱腔从窗户缝隙里漏出来,断断续续的。像是一段没练熟的调子。
我继续骑。
骑到河边。把车放倒,坐在堤坝的水泥沿上。水泥沿是凉的,凉意从裤子布料渗进来,贴着大腿。
河水是灰绿色的。
水面漂着一些烂树叶和塑料袋。
河风从下游吹过来,带着一股淤泥的腥味。
对面的楼,宏达大酒店,还没建完,塔吊的吊臂在傍晚的天空中划出一个僵硬的十字。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
“建军哥让老姨转送的。”
“那辆车,你妈有时候坐的那辆。”
“剧团的钱也是。”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心有汗。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
“陈建军,他要什么?”
我问了牛秀琴。她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