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顿饭在正月十二。
早上九点多,母亲接了一个电话。她”喂”了一声,然后沉默了大概十秒钟。电话那头的人在说话,我能隐约听到一些声音,嗡嗡的——像一只苍蝇在远处飞。她只是听着。没有追问。没有打断。她的表情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变化。像是一面没有风的水面。最后她说了一声”好”。挂了。她站在茶几前,握着手机。没有放下。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白光——把她脸上的细纹照得很清楚。她低头看了一眼屏幕——可能是看了一眼通话记录,然后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转身走进厨房。从门后取下围巾。系上。系围巾的时候,她的手在带子上多绕了一圈,又松开——重新系——像是这个动作她做了一辈子——但今天突然忘了怎么做。
“王叔临时有事。来不了了。”她站在灶台前,背对着我。
声音很平,像在播天气预报,没有任何情绪起伏——但正因为太平了。
反而让人觉得不对。
像是一张拉得太紧的弓,绷到最满的时候,反而是最安静的。
菜已经摆上桌了。
四个菜。
一个汤。
红烧排骨,酱色浓郁,表面泛着油光,撒着白芝麻,一粒一粒贴着肉块。
干煸豆角,翠青的豆角炒出虎皮纹,几颗干辣椒点缀其间。
清炒莴笋,切成菱形片,边缘翠绿,中间透着白,薄得能透光。
凉拌皮蛋,切成瓣,浇着红油蒜末,上面铺着一层姜末,红油在白色瓷盘里洇开。
冬瓜排骨汤,汤色奶白,浮着几粒红色的枸杞,热气从碗面升起来,一丝一丝的。
那桌菜花了她整整一个上午,从菜市场精心挑选食材,回来一根一根地洗菜,一片一片地切。
腌肉。
焯水。
下锅。
调味。
她做得很仔细,像是在怕搞砸了什么。
像是这顿饭做成功了,什么东西就能因此保住。
她切菜的时候手腕很稳,每一刀下去都精准。
但她在切最后一根莴笋的时候,刀偏了一下。
切到了自己的指腹。
她没出声。
打开水龙头冲了一下。
用纸巾压住。
然后继续切。
那根被血浸过的纸巾,被她塞进了垃圾桶最底层。
现在那些菜整整齐齐地摆在桌面上。
冒着热气,白色的蒸汽从每一道菜上升起来,在餐桌上方汇聚成一片薄薄的雾,像一座微缩的云层。
香气在屋子里散开,红烧排骨的酱香,干煸豆角的焦香,莴笋的清甜,排骨汤的肉香,混在一起——像一个完整的、丰盛的世界,被摆在这一张桌子上。
母亲站在桌边看着那一桌菜,站了很久——目光从一道菜移到另一道菜,像是在数——红烧排骨——干煸豆角——清炒莴笋——凉拌皮蛋——冬瓜排骨汤,五样——一道不多一道不少。
围裙还没有解下来。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已经干了——但还是在反复擦,围裙的面料在反复揉搓下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秋虫在叫。
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眼镜架在鼻梁上,嘴唇抿着。
报纸翻了一页,哗啦。
那一声在安静的客厅里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