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师父刚才一模一样。
2月4日。腊月二十六。师父打电话来,语气不太对。不是坏的那种,是好到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那种。声音里有种压不住的微微上扬,像一个人在努力控制自己不笑出来。”批了”
“什么批了?”
“取保。你母亲可以出来了”
我的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落,手机在掌心滑了一下,我赶紧握住,握得指节发白。我站在那里。喉咙发紧,什么也说不出来。电话那头师父还在说着什么,”检察机关毫无征兆””具体的细节还不清楚””先出来再说”但我已经听不清了,那些字从耳朵里穿过,没有到达大脑。我挂了电话,站在客厅中间。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地板上,落在一层薄灰上——那些灰尘在光线中浮动,缓慢的,像悬浮在水里的微粒。我看了它们很久,看了很久才看清它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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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站在第二看守所的大门外,冬天的风不大。但干冷。像一把钝刀子在脸上来回刮,不锋利,但持续地刮。皮肤发疼,发红。父亲站在我左边。比我矮半个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两手操在袖子里。像个在等车的农民工。脖子缩进大衣领口,只露出半张脸。鼻子冻得通红。铁门是深灰色的,门上的油漆斑驳脱落,露出下面深褐色的锈迹,一层一层的,像皮肤上的伤疤。门的右上角有一个小方窗,关着的,看不见里面。门楣上挂着牌子,”平海市第二看守所”白底黑字,笔画很粗,像用粗毛笔写的。
我们等了三个钟头。我的脚冻麻了。从脚趾开始,一点一点地失去知觉。像泡在冰水里——我来回踱步,踩碎了地上的一层薄冰。薄冰在脚底下碎裂,咔嚓,咔嚓。像踩碎玻璃。父亲一直站着,没怎么动,像一棵种在地上的树。”你不冷?”我问。”冷。”父亲说。”冷也得等。”我看了他一眼,鼻子冻得通红,鼻涕吸进去了又流出来,在鼻尖上挂了一滴。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没有擦干净,在脸上留下一道湿痕。他没有注意到。冬天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在水泥地上,照出两道影子,一道长的,一道短的。
下午两点多。门开了
母亲走出来。
黑色长羽绒服,头发披散着。
不是被风吹散了的那种披散,是没有扎起来的那种披散。
像刚从床上起来,头发贴在脸上。
有几缕被风吹起来,又落在脸上。
风把羽绒服的衣摆吹起来,又落下去,空荡荡的,衣服在她身上显得大了。
她瘦了,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瘦了一圈,下巴尖了,像刀子一样。
眼睛显得比以前大,因为眼窝陷进去了——眼窝像两个浅浅的坑,在颧骨上方。
颧骨比以前高了,像要从皮肤下面突出来。
她背着一个帆布包。
包的带子太长,包垂在大腿的位置。
走路时一下一下地拍打着她的腿,啪,啪,啪,有节奏的。
脚步很慢,像是每一步都需要从地上把脚拔起来,再落下去。
她看到他们了。
眼圈一瞬间红了。
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聚,她忍住了。
嘴唇扬了扬,想要笑,但没有笑出来,那个表情停在半路上。
僵住了。
像一个没有完成的工作,搁在那里,再也做不下去了。
风吹起她的头发,几缕发丝搭在脸上,她没有撩开,就那么让它贴在面颊上。
上车的时候。
我主动让出了副驾驶的位置。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后排更安全,也许是因为我不敢坐在她旁边。
我坐在后排。
从后视镜里能看到母亲的大半个脸。
大部分时间是她的侧脸,她看着窗外,窗外是田野。
冬天的田野,灰褐色的,没有绿色。
一排排光秃秃的白杨树从车窗外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