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
“嗯?”
“下周,我再回来。”
母亲没有立刻回答。她看着我,沉默了两三秒,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然后——她点了点头。
“好。”
一个字。但那个字,和春节时她说的”但愿吧”——是同一个声音,但不同了。
我转过身,沿着街道走去。没有再回头,但我知道——她还在门口站着,看着我的背影,直到我拐过街角。
夕阳的光从背后照过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前面,像是在引路。
我走过了街角,走过了那些已经摘下来的红灯笼的位置,有些痕迹还在墙上。
淡淡的——方形的一块,颜色比周围的墙面浅一些,在晚风里——那些痕迹——再过些日子,连那些痕迹也会消失。
尾声。终。
那天晚上。
长途车驶离县城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车窗外面,县城的灯火在黑暗中慢慢远去。
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像是沉入水底的灯,一盏一盏地沉下去。
直到最后一盏也看不见了。
路两边的田野,在月光下——一片一片地向后退,月光照在翻过的土地上。
泛着淡淡的银白色,像是大地的呼吸在月光下微微起伏。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想起,春节的那些日子,医院的消毒水味,母亲在卫生间里的呜咽,姥姥家六个人的圆桌,姥爷讲的那些年轻时的故事,母亲问”是不是老多了”——光盘里的那些画面,灯笼房——杀猪刀——阳台上的毛衣,母亲的手放在我头顶上。凌晨五点的厨房,
我想——如果以后我写这本书,我不会从那些光盘开始写,不会从1998年的养猪场开始写,我会从那个下午开始写,从母亲说”阳光变暖了”开始写。
因为我终于知道了。那才是故事的开始。
不是那些黑暗的东西,是黑暗之后,阳光变暖的那一刻。
长途车在夜色中平稳地行驶着,引擎的嗡嗡声,低沉的——连续的——像一段没有终点的旋律,从车轮底下传上来。
贴着车厢的底板,托着座椅,托着每一个人。
我靠着窗户,手放在口袋里,指尖碰到了一小团柔软的东西,我拿出来一看,
一根红绳。
不是手腕上那根,是一根新的——编了一个简单的平安结,结扣捏得很紧,线是新的,没有褪色。
大概是母亲在我出门前,放进口袋里的,趁着帮我翻领子的时候,悄悄放进去的。
还带着一点淡淡的皂角气味,那种洗过之后晾干的气味,干净的,像刚晒过的衣服。
我握在手心里,没有戴上。
就握着。
红绳在我的掌心里,温热的,染上了我的体温。
结扣处的线脚收紧的,所有的线头都藏在了结里,没有一个线头露在外面。
窗外,夜色中的田野在月光下。一片一片地——向后移动,像是大地在缓缓翻页。
前面还有很远的路,但天色,正一天比一天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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