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刘光天站在协和医院外科病房的窗前,看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
树梢上已经冒出了嫩芽,黄绿色的,在晨风里轻轻晃。
他穿著白大褂,袖口绣著“主治医师”四个字,字號不大,但沉甸甸的。
三年。从莫斯科回来,整整三年。
他今年十八岁,身高躥到了一米七八,肩膀宽了,腰杆笔直,站在那儿像一棵白杨。
脸还是瘦的,稜角分明,眼窝有点深,但眼神更沉了,沉得像一口老井,井底有光,亮得发烫。
“刘大夫,”护士推门进来,声音轻快,“3床的病人醒了,找您呢。”
“好。”刘光天转过身,把病歷夹夹在腋下,大步走出病房。
3床是个老太太,七十三岁,三天前做了胆囊切除。
刘光天走到床边,弯下腰,听诊器的胸件轻轻贴在老太太胸口。“呼吸音清,没有囉音。恢復得不错,明天可以下床走走。”
老太太拉著他的手,皱纹挤到一块:“刘大夫,谢谢您啊。我这条老命,是您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是您自己命硬。”刘光天把被角掖了掖,“好好休息,別多想。”他转身走出病房,脚步很快。今天上午有两台手术,一台胃癌根治,一台肝部分切除,都是大手术。
走廊里,几个年轻医生迎面走来,看见他,纷纷让到一边,微微鞠躬:“刘主任。”
刘光天点点头,脚步没停。他现在是外科副主任,全院最年轻的,也是技术最好的。钱主任去年退休了,临走前拍著他的肩膀说:“光天,我这把刀,传给你了。”
他走到手术室门口,洗手,消毒,穿手术衣。器械护士把刀拍在他手心里,他低头,切开,分离,止血,缝合。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处,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胃癌根治做了四个小时,肝部分切除做了三个半小时。下台的时候,他靠在更衣室墙上,喝了口水,润了润乾裂的嘴唇。
“刘主任,”住院医小陈凑过来,眼神里带著崇拜,“您那台肝切除,第三肝门的处理,太漂亮了。我看过教材,说那是禁区……”
“不是禁区,是难点。”刘光天把口罩摘下来,露出下巴上一圈青黑的胡茬,“多看,多练,你也能做。”
“我?”
“你。”刘光天把手术衣扔进回收桶,“下周跟我上台,做一助。”小陈的眼睛瞪得溜圆,像被人当头砸了一颗糖。
刘光天没理他,转身往外走。经过护士站的时候,他停下脚步,对值班护士说:“帮我查一下,今天有没有我的信。”
护士翻了翻登记簿,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有,昌平寄来的。”
刘光天接过信封,手指在纸面上摩挲了一下。信封上是熟悉的字跡,稚嫩但工整,一笔一划都像是刻进去的。他走到楼梯间,靠在墙上,拆开信封。
光天哥:见信好。我已经高中毕业了,分配在即。学校推荐我去当小学老师,但我不想去。我想考医学院,学临床,將来跟你一样拿手术刀。爹不同意,说女娃当什么大夫,找个好人家嫁了才是正事。我跟爹吵了一架,他说要断绝关係。我不怕。七年之约,还剩一年。我会考上医学院的,你等著我。京茹。1966年3月。
刘光天把信纸对著光看了看,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遥远的温柔。十九岁,高中毕业,要考医学院。这姑娘,比他想像中更倔。他把信小心地折好,塞进內衣口袋,贴著胸口,然后转身,大步走向办公室。
下午,刘光天去了红星药厂。
药厂已经大变样了。三排灰扑扑的平房变成了红砖楼房,发酵车间里摆著五台五百升的不锈钢发酵罐,拋光得像镜子。提取车间有离心机、层析柱、冷冻乾燥机,虽然比不上莫斯科的工厂,但在国內已经是数一数二。
“刘总工!”周铁柱迎上来,二十二岁了,壮得像头牛,笑容还是那口白牙,“您怎么来了?不是有手术吗?”
“做完了。”刘光天走到发酵罐前,仰头看著仪錶盘的数字,“纯度多少?”
“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周铁柱挠挠后脑勺,“还是过不了九十那道坎。”
刘光天皱了皱眉。用了三年,从八十提到八十七点五,但九十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怎么也翻不过去。
“菌种呢?”
“qt-3,您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改良株,已经传了二十代。效价稳定在每毫升六百单位,但纯度就是上不去。”
刘光天绕著发酵罐走了一圈,手指在管道接口处停留了片刻。焊接缝打磨得光滑,没有死角,没有毛刺。设备没问题,工艺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