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音永远是那种大货车特有的轰鸣声,或者是嘈杂的装卸货的声音。
“喂?儿子啊?”父亲的声音粗粝、沙哑,带着浓浓的疲惫和烟嗓,“在学校咋样啊?钱够花不?”
“够花,爸。”
“那就行。不够跟你妈说,让她给你打。我这趟去云南,得可能半个多月才能回。”父亲的话总是很少,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好好学啊,别学你老子,一辈子干苦力。考个好大学,坐办公室,吹空调。”
“知道了,爸。你也注意身体,别疲劳驾驶。”
“嘿,老子开了十几年车了,心里有数!行了,不说了,要上高速了。”
挂了电话,我会看着小卖部门外的夜色发一会儿呆。
父亲是个粗人,不懂什么教育,也不懂什么情感交流。但他用那种最笨拙的方式——拼命挣钱——来支撑这个家。
而母亲,那个留守在家的女人,用她的强势,守着这个家的大后方。
我夹在中间,既是他们的希望,也是这个家庭隐秘裂痕的见证者。
那种对母亲的背德欲望,在父亲那粗糙的关怀面前,显得格外卑劣和龌龊。这种愧疚感,成了我更加疯狂学习的动力。
我开始不再频繁地给母亲打电话。
有时候一周打一次,有时候十天。
电话里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公式化。汇报成绩,聊聊天气,说说食堂的饭菜。
“妈,这次月考我进了年级前四十。”
“哎哟!真的啊?我儿子真争气!想吃啥?妈给你做!”母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掩饰不住的喜悦,那种自豪感仿佛能顺着电话线溢出来。
“没啥想吃的,食堂都挺好。”
“好啥好!那大锅饭能有啥营养!行了,你别管了,等你回来妈给你好好补补!”
那种曾经让我窒息的控制欲和压迫感,随着距离的拉长和成绩的提升,似乎也变得柔和了许多。
她不再像个侦探一样盘问我的每一个细节,而是开始更多地关心我的身体,关心我的心情。
那个关于“射精”的夜晚,似乎真的被时间这块橡皮擦,从我们母子俩的记忆里擦去了。
转眼间,日历翻到了11月中旬。
南方的秋天来得晚,但也终于来了。
校园里的梧桐树叶开始泛黄,一阵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早晚的空气里带上了明显的凉意,那种燥热黏腻的触感终于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冽的肃杀。
同学们都换上了长袖校服,有的甚至穿上了薄外套。
傍晚时分,天黑得越来越早。五点半一下课,外面就已经暮色四合。
我走出教学楼,一阵冷风灌进领口,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拉紧了校服拉链。
但这冷风并没有让我感到萧瑟,反而让我有一种久违的兴奋。
因为,明天就是那个“一个半月”的期限了。
学校放假只有周日,但是这周六中午后就没课了。我可以回家了。
这种兴奋很纯粹,不再是以前那种混杂着偷窥欲和性冲动的躁动,而是一种单纯的、想要回到那个温暖巢穴的渴望。
我想念家里的那张床,想念母亲做的饭菜,甚至想念她那喋喋不休的唠叨。
第二天中午下完课收拾完行李我来到小卖部,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喂?”
“妈,是我。”
“向南啊!”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大,但透着一股子亲热劲儿,“咋样?是今天回来吗?妈去车站接你?”
“嗯是的准备去坐车了,你不用接,我自己坐公交回去就行,大概晚饭前到。”
“行!那妈今晚给你做顿好的!想吃啥?红烧肉?还是炖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