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吕心里一怔。
汪吕从詹姆斯·邦德尔的复杂表情中,感到一丝不妙。果不其然,詹姆斯·邦德尔用母语与同伴叽里咕噜起来。
“这里为什么会有大水漫灌的现象呢?”詹姆斯·邦德尔回过头,耸耸肩,皱眉询问汪吕,“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农业用水量大是造成缺水的主要原因之一。宁夏是极为缺水的地方,发展这项产业必须采取滴灌。假如水被损耗殆尽,贺兰山东麓的酒庄也会因缺水而使苗木干渴。”
詹姆斯·邦德尔说他们来宁夏的第一天,在同心县一个村庄看见很多农民朋友在使用一种移动式的“注射器”,给地里的西瓜、玉米和马铃薯定量补水。每一次补水,穴灌1000毫升左右,以此保证它们生长所需。他们一窝窝、一株株地补水,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詹姆斯·邦德尔动情地说,这种极致的节水让他们十分感动。
这位外国朋友所见到的“注射器”,实际上是从中国农村常见的一种背负式手动喷雾器改造过来的,主要是把喷头改造成尖状。使用时,把水、农药和化肥在药液箱里溶解,变成肥水。给一株玉米青苗补水时,人们会把尖状喷头扎进玉米旁边松软的土里,深入20厘米,再按动手柄,这样就能给大地输进1公斤水。老百姓把这种改良的背负式手动喷雾器称之为移动补水机,也称之为“注射器”。
“两种不同的用水方式,让我看到了两极的表现。”詹姆斯·邦德尔认真地说,“早就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用一个‘治’字,表明对河流的爱护和关照。治水,当然也包括节约水和更好地利用水。”
边上的老汪被詹姆斯·邦德尔的话呛着了,原地愣住,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但从詹姆斯·邦德尔的表情里,看得出他在期待有人来回应这种困惑。
“当地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推行节水措施。”汪吕急忙说,“詹姆斯·邦德尔先生,您观察得很细致,我们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从一个叫玉泉营的农场起步。大家最近几年认识到这是一项优势产业,这个产业便开枝散叶了,玉泉营之外才开始大量种葡萄、建酒庄,人们又担心幼树的成活率。”汪吕手指着眼前的漫灌,“大多数葡萄园已经采取滴灌,同时逐步禁止漫灌的用水方式。”
詹姆斯·邦德尔听懂了,笑着点了点头,汪吕如释重负。
这时老汪想起了什么,拍一下詹姆斯·邦德尔的肩,另一只手指向几十米开外的一座小山包。小山包像一栋三层办公楼,孤独地兀立于葡萄园一角。老汪介绍说这是他们改造荒漠戈壁,筹备葡萄种植时,和工人一锹一锹筛出来的石块。这些石块没有好的去处,经他提议,造出了这座小山包。詹姆斯·邦德尔一听,又乐了,迈开腿走向小山包,几十号人浩浩****地跟了过去。考察团的法国人像发现了新大陆,喜悦地站在层层叠叠的小山包下合影留念。他们说,小山包是勤劳和创造的象征。
“在这里,种植酿酒葡萄当然是一项节水产业。”汪吕热情地补充道,“在贺兰山东麓产区,这原本广袤而狭长的荒漠戈壁地带,不适宜种植玉米和小麦,但它是葡萄的世界。我们发展这个产业,没有和良田沃土争抢土地。”
詹姆斯·邦德尔没有打断汪吕,继续认真地听他讲下去。
“为推广滴灌技术,政府组织我们去以色列考察。说起来,以色列的自然条件比我们宁夏要差些,以色列沙漠多,农业方面十分缺水。在以色列,谁家院子里能够生长一棵遮阴的绿树,说明这家人的经济条件是优渥的。以色列人运用滴灌技术,在寸草不生的荒漠和丘陵山地上建起了各类种植园。如今,我们这里很多葡萄园引进滴灌技术,还自建蓄水池,拦截和收集山洪。大家在努力把每亩灌溉用水,控制在300立方米。”
“汪先生,我理解了!”詹姆斯·邦德尔竖起大拇指,喜悦地对汪吕说,“在欧洲,山间坡地的葡萄园里,苗木在幼年期会采取滴灌的方式补充水分。三年之后,自然降雨就完全能满足葡萄的正常生长。比较起来,这个产业在宁夏能发展到现在,的确是不容易的。要知道,在欧洲的大多数葡萄园里是没有水利设施的。”
“葡萄的用水问题,一定会解决好!”汪吕自信地说。
“贺兰山东麓是一块种葡萄、酿美酒的好地方!”直到此时,詹姆斯·邦德尔这才说出了自己此次率团来宁夏考察的目的,“如果我们来贺兰山东麓投资一家小酒庄,除却水的问题,最关切的还有土地承包年限。”
“土地承包期限不应让您感到困惑!”汪吕特意提高嗓门,摆出了主人翁姿态,“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延续性。比如,乡村减贫工作,从改革开放至今都在持续。我们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也参与其中,提供了几万个就业岗位。”
“冬天埋土,春天出土,是宁夏葡萄种植的一大特色。”白发苍苍的土壤专家插话,“这样增加了劳动成本。在欧美国家,根本不存在埋土和出土这一复杂的环节。即便这样,欧美国家的产业工人仍然十分紧缺。”
“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里,产业工人主要是从西海固地区搬来的移民群众。他们数量庞大,乐意通过自己的双手,付出劳动,换取报酬。相比欧洲,我们不缺工人,管理葡萄园的工人主要是一些中年妇女。”汪吕解释。
“你们中国有一句谚语,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勤劳坚韧,没有她们的付出不会出现这个杰出产区。”詹姆斯·邦德尔感慨道。此时,天边飘来一团团硕大的流云,众人的身影和葡萄园一起嵌进了云朵的影子里。
接下来的几天,汪吕陪同詹姆斯·邦德尔一行,对贺兰山东麓进行考察,走访了已经建成的几座小酒庄。这支考察团离开宁夏一个月后,汪吕收到了对方邮寄来的一堆礼物,有香烟,有酒水,还有法国香水。詹姆斯·邦德尔打来电话,对汪吕的接待表示感谢,还说贺兰山东麓是一块种植酿酒葡萄的好地方,但缺水和土地承包年限两个问题让他们不踏实,因此,他们不敢贸然前来投建酒庄。
“唉!007不来了!”汪吕有些惋惜地说。
“怎么,你想不通啊?”老汪不以为意地笑了,“显然,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够。”
“嗯。”
“老外还对你说什么了?”
“他说,虽然不能来宁夏建酒庄,但可以与我们直接展开合作,弥补遗憾。”汪吕笑呵呵地说。
“嗨,这不就对了嘛!”老汪也乐了。
听父亲这么一讲,汪吕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
不过,老汪提醒儿子汪吕,这伙法国人所说的滴灌节水,很有道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普及滴灌,迫在眉睫。汪吕去以色列考察过,他对滴灌技术有所了解,因而下决心要把自家600亩葡萄园全部改造成滴灌。
汪吕早已不是年少时轻狂草率的汪吕,他变了,待人厚道,行事真诚。汪吕并无多少光彩的青春岁月,林立功、徐迎水和高操戈都是见证者。汪吕偶尔会想起他们,总觉得很对不起高操戈。自己当年偷鸡摸狗,反害得高操戈丢了工作。不过,甘肃景泰川和固海扬水那段经历,也是他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
让汪吕和大家重新建立联系的,是丁玉茹。有一回,丁玉茹来葡萄园检查工作,与汪吕相遇。汪吕涨红了脸,觉得不可思议,可人家明明是红寺堡水务公司的总经理。自打红寺堡创建,丁玉茹压根没离开过。在感情上,丁玉茹把红寺堡当成了家。她做好了扎根红寺堡的精神准备,事实上她早已扎根在红寺堡。
遇见丁玉茹的第二天,汪吕开车走银川,专程拜访林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