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得不快,心里在盘算,怎么向老贺开口。
老贺是我的导师,也是母亲的大学室友。她们同寝三年,从平海师范大学算起,至今还有联系。暑假实习是老贺介绍的。她说”你妈托我帮你找的”。
一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现在浮出水面:老贺知不知道梁致远和母亲的关系?
低着头,两手插在裤兜里,书包带松松垮垮地挂在一边。脚步不算慢,但每一步都像在量地,少了平常的轻快。
如果老贺知道梁致远的事,她为什么帮我联系实习?如果老贺不知道,那梁致远和母亲的事,已经隐蔽到连母亲的大学室友都不知道的程度?
哪一种可能都让我不安。
半路上遇到了同班同学,打了个招呼:
“严林,晚上去不去打球?”
“不了,有事。”
我拒绝了,但说完之后又有点后悔。”有事”——我有什么”事”?去找老贺问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问题?我连问什么都不知道。
站在路口犹豫了片刻,然后拐了个弯,没有去老贺的办公室。
***
周三晚上,我没有去自习。
躺在寝室床上,手机举在脸前,翻来覆去地看手机相册里的那张照片:母亲手机的通话记录页,131号码,4月10日,25分钟。
25分钟,能说什么?
“梁叔有空去捧场”——这种话不需要说25分钟。
关掉手机,把手机扣在胸口。
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条细长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张地图上的河流。
我盯着那条裂缝,想象它是一条路,沿着它走过去会走到什么地方。
走到尽头是墙角,然后拐弯,回到原点。
没有出路。
我想象了各种可能性,如果梁致远真的和母亲有某种关系,我能做什么?如果母亲不是被迫的。我怎么办?如果母亲是被迫的。我又能做什么?
做不了什么。我只是一个20岁的学生。
但这个认知并没有让我停下来。人一旦开始怀疑,就没办法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了。
室友们都在各做各的事,有人戴着耳机看视频,有人已经睡了。我侧躺着,被子拉到下巴,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忽明忽暗。
打开了手机上的备忘录,开始记东西。
4月10日22:15母亲回家,妆没卸,拎陌生皮包
4月13日10:47131号码接通,男声
4月13日14:30确认对象为”梁总”(梁致远)
盯着这三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备忘录锁了。
***
周四晚上,我去了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
用IC卡打的。不想让通话记录出现在自己的手机上。
从宿舍到校门口要走十分钟。
路灯把树影投在地上,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