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后门的小卖部买了一张IC卡,三十块的。
老板找了我两个钢镚,在柜台上滚了一下,我用手接住了。
IC卡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行字,看不清是什么。
我把卡翻了个面,又翻回来。
走到电话亭的时候里面刚走了一个人,话筒上还留着余温。
电话亭的灯坏了,我站在昏暗的光线里,插卡,拨号,听筒贴在耳朵上。
电话亭门上有一道裂缝,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在脖子上,凉飕飕的。
我把外套拉链拉上去一点,用肩膀夹着听筒。
电话响了四声,每一声都像在我胸腔里敲了一下。
我数着:一声,两声,三声,四声——要挂断的时候那头接起来了。
母亲接的:“喂?”
“妈,是我。”
“林林?咋用座机打?”
“手机没电了。就想问问,周末我回去拿实习鉴定。”
“不是说寄回来就行?”
“要本人签,学校说的。”
我撒了谎。
母亲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也行。那你周六回来?”
“嗯。”
“想吃啥?妈做。”
“随便。”
然后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妈,你认识一个姓梁的……做生意的不?”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很短很短,不超过一秒。
“咋突然问这个?”
“没事,老贺课上提到一个案子,说建宇公司的,我想起暑假梁总来平海吃饭那次。”
母亲的声音很稳:“哦,你贺姨认识。妈也就吃过那一次饭。”
“哦。”
我挂了电话。站在电话亭里,握着听筒,愣了许久。
母亲否认得太快了。不是”认识”——是”吃过那一次饭”。但她没有问我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问。一个正常的母亲应该会问。
她没有问。
电话亭里只有外面路灯透进来的光,昏暗的、橘黄色的。
IC卡的提示音,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清晰又遥远。
四月中旬的夜晚还有一丝凉意,我把外套拉链拉到了最上面。
电话亭里残留着前一个人的烟味,劣质烟。
***
走回学校的路上,经过一个烤红薯的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