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穿上白纱站在这里,就完成了某种神圣的事。
可她们没有想过那个站在舞台上的人,他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必须站在这里,是谁让他站在这里。
我想过。我想了很久。我写下来了。
那份文件存在我手机里,47页,从他出道的资本结构写起,到他每一次公开表态背后的话术分析,到我为他规划的那条出路——一辆二手房车,几条备选的路线,一种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生活方式。
他被困住了,被那套机器困住了,而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假装看不见,或者根本没有能力看见。
我能看见。
这不是普通的爱,我对自己说。这是一种责任。
我审视着周遭。这些层叠的白纱下,藏着多少平庸的灵魂?有的女孩被肥肉撑得变了形,有的哭花了廉价的眼线,丑态毕露得令我作呕。
划开萤幕,摄像头里的那张脸,陌生得让我想要亲吻。
周围那些女孩投来带毒的目光,那是嫉妒在腐蚀她们的理智。我看不起她们的守旧与廉价。
曾经我恨死自己那塌陷的山根和钝重的下巴,它们像原生家庭的烙印一样沉重而卑微。
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医生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我的过去,我能感到鼻梁里那坚硬的支点,正傲慢地撑起我的尊严。
手术费是贷的。那笔钱利息高得离谱,逾期一天,那些画面就会飞进我通讯录里每一个人的手机。
为了这张脸,我押上了那些女孩不敢想的东西。在那个深夜,对着手机镜头,一件一件脱下衣服,把身份证举在胸前,录下了那三十秒。
但我还守着一道底线:我没有让任何人碰过我。我的身体还是干净的,只是被看过而已。
每月的还款日是十号,雷打不动。
我算过,还完需要十四个月,如果摆摊的生意好一点,也许能提前两个月。
如果不好——我没有想过不好的事。
那个冬天,摊位被没收过两次。
第一次交了罚款拿回来,第二次没交,因为那天的货全被踩烂了,拿回来也没有意义。
我蹲在马路牙子上把碎掉的发卡捡起来,一片一片的,塑胶壳裂开,里面的水钻崩得到处都是。
旁边卖烤红薯的老头看了我一眼,递过来半个红薯。我没要。
不是因为客气。是因为接过那半个红薯,我就会哭出来。我不能哭。
慢慢变暗的会场里人声开始沉寂,然后一道白光落下来,他出现了。
没有华丽的舞台造型,只是一件白衬衫,黑色领带懒散地垂着,像个刚从图书馆出来的学生。
灯光打在他脸上,他看起来很年轻,年轻得让我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近乎心疼的东西。
四周的尖叫声排山倒海。
我没有叫。我只是看着他,想:他不知道我在这里。他不知道有人已经替他想清楚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