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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4页）

云南的隐患必须拔除，刘骁和桑弘必须死，木氏土司必须臣服。

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威胁，所有的肮脏与血腥。

我绝对不能，把它们留给后代人去解决。

这条孤绝的、沾满血与罪的路，既然始于我手，就必须由我，走到尽头。

窗外，北风呼号，预示着又一个严冬，和一场即将在温暖南方掀起的血雨腥风。

我知道云南是块硬骨头。

山高林密，瘴疠横行，大小土司盘踞数百年，根深蒂固，自有一套生存法则。

木家能在南楚和大虞之间左右逢源，屹立不倒，绝非侥幸。

因此，早在决定对漠北用兵的同时，针对南疆的暗棋就已经布下。

数日前，一道密令已发往东南。

闽浙总督谢安石，这位以实干和善于调和地方势力着称的老臣，接到我的密函后，不动声色地在武夷、雁荡等崎岖山区，以“招募矿工”、“修筑官道”为名，征募了数千世代与山岭为伴、矫健如猿的山民猎户。

经过谢安石亲自监督的短期高强度集训——不仅仅是攀爬翻越，更包括了简单的军阵配合、令旗识别、以及最重要的，保密与忠诚灌输——最终留下最精锐的三千人。

这支特殊的队伍，由福州都统陈太那位以勇毅果敢、不囿成规着称的次子陈厚统领，悄然离开了东南水乡，混在往西南调运物资的队伍中，像一滴水汇入溪流，无声无息地跟随着主力大军开拔的洪流。

他们，将是我刺向云南险峻腹地的一把隐秘尖刀。

与此同时，战争的巨轮已然隆隆启动。

驻扎四川的林伯符第四军镇、驻扎广西的黄胜永第五军镇、驻扎贵州的百里玄策第八军镇（百里玄霍的族弟，同样以悍勇着称），再加上林坚毅监察长亲自带领的、装备精良且军纪严酷到令人胆寒的监察厅宪兵部队，合计超过二十万大军，如同数只庞大的铁拳，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缓缓而坚定地向云南腹地合围挤压。

旌旗遮天，烟尘动地，这一次，不再是边境摩擦或威慑，而是灭国之战的架势。

压力首先以文书的形式传递到了木氏土司的核心。

先是三封言辞恳切、甚至带着卑微的求和信，强调木家世代忠顺（虽然忠的是谁很难说），愿倾其所有犒军，只求王师退兵，保持藩属地位。

见石沉大海，音讯全无，木家当代土司木朝奉的调门骤然拔高，接连四封密信（故意让我们的哨探截获）送到了我的案头，语气从哀求变为赤裸裸的威胁。

信中极言云南地势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瘴气毒虫便是天堑，更历数过去大虞与南楚多少次兴兵而来，最终皆因损兵折将、后勤不继而黯然退兵，言下之意，我韩月也不过是重蹈覆辙，绝无可能成功。

战争初期的进展，似乎印证了木朝奉的狂妄。

云贵高原的崎岖地形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蜿蜒如蛇的狭窄山道，动辄需要数日才能翻越的险峻岭，无处不在的深涧激流，以及依山傍险、用巨石和硬木修筑的、密密麻麻如蜂窝般的土司堡垒和寨墙，极大地迟滞了大军主力的推进速度，也使得我们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难以展开。

粮道漫长而脆弱，时常受到小股熟悉地形的土兵袭扰，非战斗减员（水土不服、瘴气疾病）开始出现。

木朝奉显然吸取了历代对抗中原军队的经验，并不寻求野战决战，而是将主力收缩回昆明一带，依托坚固城防和周边复杂山地与我军对峙，企图将我们拖入消耗战的泥潭。

昆明城下，我方的营寨与城头守军的旗帜遥遥相对，战事一时陷入了胶着。

每日都有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和反扑，但谁也奈何不了谁。

军中开始弥漫一种焦虑和疲惫的情绪，部分将领（尤其是非我嫡系的部队）私下里抱怨“得不偿失”、“劳师远征”的声音又开始隐约浮现。

林坚毅的宪兵队处理了几起动摇军心的言论，但压抑的气氛并未完全消散。

就在昆明前线对峙、似乎要验证木朝奉“预言”的时候——

一支幽灵般的队伍，正沿着最为险僻、连本地猎户都罕至的鸟道，沉默而迅捷地穿行在苍山洱海之间的深谷密林之中。

他们便是陈厚率领的三千闽浙山地兵。

这些人脱下军服，换上便于活动的短褐，背负着特制的钩索、短弩和经过哑光处理的刀斧，如同真正的山猿，在几乎垂直的崖壁上攀援，在深不见底的藤蔓间荡越，避开了所有常规的道路和关卡。

他们昼伏夜出，靠携带的干粮和沿途采摘野果、猎取小兽充饥，用了比预想更短的时间，如同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大理城外的点苍山下！

大理城内的木朝奉，此刻正陶醉在昆明前线“成功”阻滞我大军的“喜讯”中，忙着祭祀祖先、犒赏守军，做着凭借天险继续当他的“西南王”的美梦。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一支军队能从飞鸟难渡的群山之巅“掉”下来。

当陈厚发出进攻的信号时，大理城门甚至未能及时关闭。

三千山地兵如同决堤的洪水，又像最灵巧的狼群，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冲入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