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沉默了。他看著面前这个瘦高的年轻人,十八岁的副主任,全院最好的外科大夫。这种人才,下放是损失,但政策是政策。
“……好。三个月。但你弟弟,必须先去。”
“谢谢书记。”刘光天微微鞠躬,转身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青砖地上,白花花的一片。他走到楼梯间,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烟是牡丹牌,两毛八一包,他平时不抽,只有极累的时候才来一根。烟雾繚绕中,他想起秦京茹,想起她说“我会考上医学院的,你等著我”。
医学院,今年还招生吗?就算招生,她考上了,能来四九城吗?就算来了,他还能在协和医院等她吗?风变了,一切都变得不確定。他把烟掐灭,扔进垃圾桶,然后大步走向病房。脚步很重,但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
三个月后,刘光福走了。
去的是陕北,延安地区,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刘光天把他送到火车站,塞给他一个包袱,里面是棉衣、棉鞋、几本书,还有五十块钱。
“哥,”刘光福眼眶红了,十七岁的少年,嘴唇上刚冒出一点绒毛,“你什么时候来?”
“很快。”刘光天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別给刘家丟人。有难处,写信。”
火车汽笛长鸣,缓缓启动。刘光福从车窗里探出头,挥著手,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哥——保重——”刘光天站在月台上,看著火车消失在视野尽头,然后转身,大步走出车站。
他没有回医院,而是去了红星药厂。周铁柱和孙秀兰在等他,脸色都很凝重。
“刘总工,”周铁柱递过来一份文件,“上级通知,药厂要合併,併入华北製药厂。咱们这些技术人员,要重新分配。”
刘光天接过文件,扫了一眼。合併,重组,下放,支援三线。熟悉的词,熟悉的味道。
“你们呢?”
“我申请去三线,四川,新建的药厂。”周铁柱挠挠后脑勺,“秀兰……”
“我留下。”孙秀兰说,声音很轻,但字字清晰,“四九城总要有人守。刘总工,您去哪儿,我跟到哪儿。”
刘光天看著她,目光平静。二十二岁的女人,短髮,瘦,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神很亮,像当年在昌平医院的土院子里,第一次看见菌种长出蓝绿色菌落时的样子。
“我去陕北。”
“陕北?”周铁柱瞪大眼睛,“您弟弟不是刚去?”
“是。”刘光天把文件放在桌上,“我申请去延安地区,公社卫生院。那边缺大夫,缺药,我去,能做点事。”他顿了顿,看向窗外。夕阳把厂房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烟,但顏色淡了,像是隨时会熄灭。“纯度九十,我攻了三年,没攻下来。也许换个环境,换个脑子,能找到答案。周铁柱,你去三线,把咱们的工艺带过去。qt-3菌种,培养基配方,提取流程,全都交给你。”
“刘总工……”
“秀兰,”刘光天转向孙秀兰,“你留下,守著四九城。京茹——秦京茹,如果她能考上医学院,你照应著。如果她来不了四九城,你写信告诉我。”
孙秀兰看著他,眼眶有些发红。“我记住了。”
刘光天点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脚步很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1966年秋天,刘光天踏上了去陕北的火车。
绿皮车厢,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插队的知青,下放干部,拖家带口的工人。空气里混杂著汗味、烟味、泡麵的味道,闷得让人喘不过气。刘光天坐在窗边,膝盖上摊著一本《外科学》,风吹得书页哗啦响。他伸手按住,目光落在远处一闪而过的山峦上。陕北的山,跟四九城的不一样。禿,黄,沟壑纵横,像一张老人的脸。偶尔能看见几孔窑洞,嵌在山坡上,门口掛著红辣椒,在秋风里轻轻晃。
“同志,您是大夫?”对面坐著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口搭话。
“是。”刘光天合上书。
“协和医院的大夫,去陕北?”中年人推了推眼镜,目光里有一种审视,“我叫陈伯达,报社的,去延安採访。您是下放?”
“是。公社卫生院,缺大夫。”
陈伯达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別的什么。“刘大夫,我採访过不少下放干部,有哭的,有骂的,有想不开的。您好像很平静?”
“不平静能怎样?我是大夫,去哪儿都能看病。陕北缺药缺大夫,我去,能救更多人。这比在协和医院守著三十张床位强。”
陈伯达愣了一下,隨即哈哈大笑,笑声在车厢里迴荡,引得周围人纷纷侧目。“好!刘大夫,您这境界,比我採访过的那些人都高!”他掏出笔记本,“来,跟我说说,您去陕北打算怎么干?”
“先看病。然后,建一个土法青霉素车间。那边缺药,尤其是抗生素,一个肺炎就能死人。我把qt-3带过去,用土陶罐、煤油灯,照样能做出药来。”